城市之间国际版2012(城市之间99版)

作者:王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

在传统研究中，中世纪的农村和城市通常被认为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历史力量:一种是等级制度下的停滞状态，另一种则是自由而充满活力的。所谓“空城之气，使人自由”。换句话说，只有城市和市民才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引擎。这种截然相反的城乡二元区分显然不符合事实。中世纪的一位撒克逊法学家注意到了城市和农村的相似性，他说“把公民和农民隔开的只是一堵墙或栅栏”。在德国(尤其是南德)，由于政治上的碎片化，王室和封建当局相对较弱，城市和农村的公社组织得到充分发展，在地方乃至地区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显著作用，并试图自下而上地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农村与城市之间既有一致性、合作与交流，也有利益的竞争与冲突。

中世纪德国的城市公社和农村公社具有相似的结构、功能和思想。所谓公社，就是成年男性(主要是男性父母)在宣誓下组成的共同体，享有自治权，定期召开会议，选举代表行使管理权，包括维护公社和平，制定地方性法规，分配公共土地和资源，组织日常生产活动，管理教会财产和教会组织等。公社从11世纪开始逐渐发展，公民通过谈判、购买或武力从领主那里获得自由。13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庄园制和农奴制的瓦解，出现了农村公社。城乡公社虽然起源不同步，但在制度上却呈现出平行发展的脉络。恩格斯在《Markus》一文中以Markus制度为基础揭示了德国农村与城市的相似性:“乡村制度无非是一个独立的乡村Markus的Markus制度；一旦村庄变成了城市，也就是说，只要有壕沟和城墙防守，村庄体系就变成了城市体系。所有后来的城市系统都是从这个最初的城市Malk系统发展而来的。”德国学者彼得·布瑞克解释了农村和城市公社在制度上的相似性。农民和公民有着共同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他们创造了一种基于代表、选举和协商一致原则的新政治观，并分享了强调兄弟友爱和公共利益的公社思想。

基于这种一致性，农村和城市公社积极合作，参与了反封建斗争和现代国家的建设。传统上，农村公社被认为是农民反抗封建领主的现成组织，但很少有人关注它对现代国家建设的积极贡献。但恩格斯评论说，在德国整个中世纪，马尔库斯制度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和模式，浸透了一切公共生活”。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城乡公社不仅是为了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也是为了争取人民更加独立的支配劳动和生产的权利，增强政治权力。还要面对早期现代国家崛起的冲击。近代早期，德意志国家的建设主要在藩属国层面进行，国家的集权措施，尤其是税收和官僚制度，逐渐侵蚀了城乡公社的自 *** 。基于相似的制度结构和现实状况，城乡公社合力提供了一个取代封建政治原则、不同于诸侯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方案。

德国农民和公民以公社为基础自下而上建立现代国家的最重要尝试，体现在1525年的农民战争中。在1525年的革命中，布里克将这次起义定义为“普通人的革命”。革命的推动力“包括农民、矿工、城邦城市的居民以及没有政治权力的帝国城市成员”。在这场革命中，城市和农村横向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公社联盟，它跨越了单个村庄和领 *** 利的界限，颠覆了领主的权威结构和纵向等级制原则，联盟成员在协商同意的基础上，通过盟约宣誓和兄弟般的友爱作出决定。在城乡公社联盟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种现代政治模式来取代封建制:一种是试图效仿邻国瑞士联邦，在政治上分裂的小州(上施瓦本、上莱茵和弗兰基亚等)建立以城乡公社联盟为基础的共和政体。);第二，议会结构相对成熟的大国(蒂罗尔、萨尔茨堡、符腾堡等)应采用现有的等级议会框架。)，但需要改造成普通人以公社为组织参与政治的新机构。农村公社运动与城市公社运动的互动与合作，通过公社、议会、共和国三个步骤，提供了德意志政治发展在帝国与国家之外的第三种可能。

然而，农村和城市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上并不完全一致，它们之间也存在竞争和冲突。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初期的城乡不平等地位。早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向农村渗透，虽然给传统农业社会带来了新鲜活力，也使农村社会结构和产权结构逐渐适应了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然而，城市和农村之间没有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往往以剥削农民和掠夺农村资源为代价。特别是德国商品经济进入农村，并没有立即瓦解封建制度，甚至出现了“再版农奴制”的畸形现象。恩格斯指出:“14、15世纪，城市繁荣起来，迅速富裕起来。尤其是德国南部和莱茵河沿岸，城市工艺美术欣欣向荣，奢靡之风盛行。城市里贵族的奢华生活，让衣食粗陋、家具简陋的图容克无法安眠。但是这些好东西哪里去找呢？拦路抢劫变得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努力却毫无收获。要买，就得有钱。但是只有农民可以提供货币。结果，对农民开始了新的压迫，增加了地租和徭役。他们越来越热衷于把自由农民变成依附农民，把依附农民变成农奴，把公有土地变成地主的土地。”城市资本家和农村领主联手限制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继承权和 *** 权，强行侵占农村公社的森林、草原、湖泊、溪流、野生畜禽等公共资源作为私有财产，限制农民使用公共土地的权利。1525年，上施瓦本81%的农民申诉要求恢复传统的伐木权、狩猎权、放牧权和捕鱼权。

在这种情况下，1525年，农民和平民还提出了超越公民共和主义的更具革命性的“乌托邦”蓝图，要求彻底消灭私有财产，消除阶级差别，建立完全平等的新人民国家。恩格斯指出，门泽尔学派的斗争并不局限于反对封建制度和特权公民，而是超越了当时刚刚萌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它对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基于阶级对立的公共机构、观点和意见提出了质疑，并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做出了预言。这种预见虽然超出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但在之一次尝试付诸实践后，又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允许的有限范围内。

此外，这个带有早期社会主义色彩的新国家纲领还提出了消除城乡对立和差别的思想。蒂罗尔的革命领袖盖斯迈尔在1526年起草的《蒂罗尔 *** 》中提出:“应拆除城市周围的所有城墙和领地内的所有城堡和要塞，使城市在未来不复存在，只留下乡村。”1927年在莱比锡匿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也规划了一个理想国家的蓝图，其中写道:“城市将被夷为平地，它们的房屋将被夷为平地，居民和手工业将离开它们。反而农村会富裕起来，繁荣起来，他们的恩怨也就解决了。”这些方案敌视城市，不是为了 *** 城市的工商业经济成分，而是针对作为特权阶层存在的城市，旨在解决城市在现代化改造过程中对农村资源的侵吞和掠夺，主张将农村的土地、森林、水泽、牧场等资源收归公共使用，让“小村庄保卫自己的土地不被大城市和封建领主吞噬”。这些方案虽然仍有传统的农业社会思维和一些绝对化的措施，但体现了提升农村地位、实现城乡平等的朴素追求。

综上所述，在16世纪，在建设现代德国国家的过程中，乡村和城市有着密切的互动和合作，现代民主不能仅仅被视为市民阶级的创造。农村和城市在反抗封建领 *** 利，修正封建领主等上层权贵，建设现代国家的时候是有一致性的。同时，早期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以及由此产生的城乡矛盾，也导致了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竞争和利益冲突。二者都表明，现代化转型离不开农民的贡献，并没有脱离农民需要的现代化。

光明日报(2022年10月03日07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